1933年夏，江西瑞金，二十岁的谭启龙第一次见到毛泽东。那时，他还是马列学校高级班的学员，却已经有过多年艰苦生活。台上的讲话并不晦涩，毛泽东用群众听得懂的话分析形势，谭启龙听得格外专注。 会后，毛泽东准备找几名代表了解地方情况。谭启龙提前到了座谈地点，屋里只有毛泽东一人。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材料，问道：“你是哪个县的人？”得知他来自永新后，又笑着说，自己曾在永新工作过，算得上半个老乡。 交谈很快从籍贯谈到了家境。谭启龙1913年出生于永新贫苦农民家庭，三岁丧父，十岁时母亲因受伤离世。为了活下去，他给地主家放牛。1928年，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。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，还不时在本子上记录。谭启龙说完身世后，毛泽东评价道：“放牛娃是雇农，雇农就是农村的无产阶级。”随后又提醒他，参加革命不仅要肯干，还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，成为有文化的革命者。 这个称呼，便这样留了下来。此后几次见面，毛泽东仍叫他“放牛娃”。这不是随意的戏称，而是对其出身、经历和革命选择的概括。一个失去双亲、靠放牛谋生的青年，最终把个人命运交给了革命队伍。 中央红军长征后，谭启龙留在南方坚持斗争，曾任湘鄂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。环境极其困难，他和战友们保存了当地革命力量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先后在赣东北、苏皖等地开展组织工作。 皖南事变后，谭启龙按照部署挺进浙东，参与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。到1945年夏，这块根据地已拥有四百多万人口，成为华东抗战的重要支点。这里的工作，既靠军事斗争，也离不开组织发动、粮食供给和群众支持。 解放战争中，他参与宿北、鲁南、孟良崮、淮海等战役。孟良崮战役期间，谭启龙任纵队副政治委员，与叶飞等协同作战，承担分割、围歼和阻援任务。战场上的政治工作，并非停留在口号上，而是要把部队意志、作战行动和后方保障拧成一股绳。 1949年杭州解放后，浙江面临接管和重建。5月5日，谭启龙率南下干部抵达杭州，与先期到达的干部会合。队伍来源不同，工作习惯各异，怎样避免彼此隔阂，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现实问题。 谭启龙没有回避矛盾。对轻视地方干部的南下干部，他提出批评；对自恃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，也要求他们服从整体安排。他主持座谈、分别谈话，把原则讲清楚，把误会及时化解。浙江干部队伍逐步形成合力，为恢复生产和地方建设打下了基础。 1952年9月，谭启龙开始主持浙江省委工作。杭州建设也是他关注的事情。西湖西部山区曾一度出现集中修建疗养设施的计划，可能影响自然风貌。谭启龙得知后，要求停止相关建设并另行选址。这个决定看似只是城市规划问题，背后却体现出对长期建设的考虑。 1968年10月，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。有关回忆材料记载，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谈到谭启龙，毛泽东问他是否到会，并提到“放牛娃、红小鬼”出身。到了1969年4月，党的九大在北京举行，谭启龙却没有出现在会场。 毛泽东再次问起：“那个放牛娃来了吗？”得知谭启龙还在济南后，他随即要求把人接到北京。接到通知的谭启龙很快乘飞机赶赴北京，参加了九大，并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。 这次安排，不能只理解为对旧日部下的照顾。谭启龙长期在基层、根据地和战场工作，熟悉农村，也有地方治理经验。在特殊环境下，毛泽东仍记得这个出身贫苦、参加革命很早的干部，至少说明其经历和能力并未被忽略。 九大之后，周恩来安排谭启龙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、调查研究，并关心他的身体状况。1970年劳动节前后，谭启龙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毛泽东。毛泽东问起他的工作，得知他还在工厂劳动，便对周恩来说：“给他安排个工作吧。” 后来，周恩来同他谈了工作去向，山东、河南、福建、山西都有安排。谭启龙表示服从组织决定，最终前往福建。1972年5月，他调回浙江，任省委第一书记。1975年，他参与推动浙江各方面整顿，直至晚年仍保持着长期基层工作形成的务实作风。 2003年1月22日，谭启龙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0岁。那个从永新山村走出的放牛娃，曾在瑞金听过一场讲话，也曾在杭州、福建承担过地方重任；毛泽东在九大前后几次问起他的那句话，成为这段经历中最具辨识度的细节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