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为深度观点解读，仅供交流学习 前言 两千多年前，韩国抛出疲秦之计，打算用一条水渠耗尽秦国国力。 可这条计划用来拖垮对手的工程，最后反而让秦国国力大增。 当我们回看哥本哈根气候大会，同样的故事再次上演。 欧美精心设计碳排放规则，试图锁住中国工业化的脚步，中国明明看透这套布局，为什么没有直接拒绝，反而主动入局？ 一、一场精心布置的气候困局 从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始，两百多年工业化进程中，欧美国家大量燃烧化石能源，把巨量温室气体排入大气。 到2009年，美国历史累计碳排放约占全球四分之一，欧洲各国合计占两成以上。 拥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，历史累计排放总量还不到美国的一半。 发达国家依靠碳排放完成工业化之后，提出大气层容纳温室气体的空间已经不足，要对各国排放总量进行限制。 气候变暖是客观事实，但这套约束方案的分配规则，本身就带着明显偏向。 按照历史累计排放核算，欧美国家欠下的排放份额最多。 按照人均排放计算，2009年中国人均碳排放5吨多，美国接近18吨，中国仅为美国三分之一。 西方却提出了祖父条款，冻结各国当下的排放水平，也就是过去挥霍完排放额度的发达国家，要求后发国家从当前水平开始缩减排放。 有国内科学家测算，按照西方当年的方案，全球人口不足两成的发达国家，将占据未来排放空间的四成以上，人均排放额度依旧是发展中国家两倍多。 排放权本质就是发展权，碳排放背后是电厂、工厂、就业与电价，锁住排放上限，相当于直接锁住后发国家工业化的通道。 这个局最巧妙的地方，是一层高尚的包装。 它不叫限制发展，而是拯救地球。 任何国家提出异议，都会被扣上阻碍全人类共同行动的帽子。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，一百多个国家首脑参会，全球媒体将会议渲染为人类拯救气候的最后机会。 谈判的核心矛盾，就是西方想要推翻《京都议定书》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。 这条原则明确，气候变化主要由发达国家两百年工业化排放造成，发达国家应当率先减排，出资、输出技术帮扶发展中国家。 西方希望废除这一条，强制给中国、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设置硬性减排指标。 会议期间，丹麦私下草拟偏向发达国家的丹麦文本被曝光，发展中国家集体表达不满。 西方还将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小岛国推到谈判台前，让承受灾害的弱小国家出面发声，自己站在道德高地索取减排承诺。 大会最终出台的哥本哈根协议，不具备法律约束力。 发达国家承诺，到2020年每年提供一千亿美元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减排，直到期限结束，这笔资金也没有足额兑现。 当时中国进退两难，拒绝承诺，就会被国际舆论塑造成拒绝保护地球的一方，持续承受国际舆论压力。 接受承诺，就等于认可这套不公平的分配规则，给本国工业化戴上枷锁。 近代中国经历过无数不平等条约，深深明白国际规则从来不是中立的，规则本身就是利益分配方案，制定规则的人，永远优先保障自身利益。 当西方拿出碳排放配额这套新规则，国内战略研究层面很快读懂背后的逻辑。 二、看穿布局，却选择主动入局 很多国家面对这样的陷阱，第一反应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直接拒绝，要么远远躲开。 但中国人看待问题，自带转化的思维。 祸兮福之所倚，危机之中本就蕴藏机遇。 围棋、三十六计里都存在借力转化的思路，遇到坑，不只是思考如何避开，还会考量能不能把坑改造为可用的通道。 就像郑国渠，郑国作为韩国间谍，本意消耗秦国国力。 渠修成之后，四万余顷盐碱地转变为良田，关中成为沃野，粮食产量大幅提升，秦国借此积蓄实力，为统一六国打下基础。 秦王识破计谋之后，没有终止工程，而是选择继续修建。 中国面对碳排放议题，做出了相似的选择。 2009年11月，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前一个月，中国主动对外宣布，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相比2005年下降40%至45%。 这是自主提出的目标，并非他国强制强加的指标。 这个决定背后，是三层清晰的考量。 第一层是道义账。 治理污染、调整能源结构，本身就是国内发展的内在需求。 当年北方冬季雾霾问题突出，环境治理是关乎十几亿民众生活的现实任务。 推进减排，和国内产业升级的方向重合，并非单纯为了回应西方的要求。 第二层是成本账。 如果拒绝参与全球气候治理，道义话语权会完全交到西方手中。 后续中国出口商品会持续被贴上高碳标签，碳边境税会更早落地，出口产业承受更大冲击。 想要改变一套不公平的体系，站在外部指责远不如进入体系内部修改规则。 第三层是产业升级账。 西方设想的剧本，是让发展中国家停下化石能源发展的脚步。 他们低估一件事，中国不会永久依赖煤炭。 碳排放约束，会倒逼能源体系向新能源转型。 能源转型的赛道里，光伏、风电、动力电池、新能源汽车、特高压输电，每一项都能催生全新的产业链。 西方想要设置的枷锁，反而变成推动产业迭代的外力。 欧美还有更深一层的谋划，计划将碳排放额度变成可交易的金融商品。 欧盟碳市场先行落地，华尔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