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7年夏，湖南湘乡到长沙一带，毛泽东与萧子升背着简单行囊徒步考察乡村。他们没有把读书关在课堂里，而是走进田间地头，了解农民的生活。饿了帮人做活，晚上借宿寺庙。这样的经历，后来成了毛泽东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一课。 那时的毛泽东，还不是后来众所周知的领袖，只是湖南第一师范的一名青年。萧子升比他年长一些，性情沉静，学识广博，两人既是同学，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毛泽东以“二十八画生”的名义结交有志青年，萧子升曾积极响应。两人一起剪辫子，一起讨论国家出路，关系十分密切。 分歧却不是突然出现的。 萧子升留学法国期间，接触了无政府主义等思想。回国后，他更倾向于通过教育、道德改造和温和方式改变社会。毛泽东逐渐认识到，中国积弱已久，单靠个人劝导和课堂教育，很难撼动根深蒂固的旧秩序。 1920年前后，两人在革命方法上的距离越来越明显。毛泽东开始推动建立有组织、有纪律的革命团体，强调必须依靠群众力量，形成明确的政治目标。萧子升则对这种组织化道路持保留态度。青年时代的共同理想还在，走法却已经不同。 有意思的是，真正让两人分开的，并不是一次激烈争吵，而是长期选择的差异。萧子升后来逐渐淡出革命政治，旅居海外，晚年定居乌拉圭。毛泽东则在湖南农民运动和之后的武装斗争中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实践道路。 张国焘的转变，更直接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关键进程。 1918年，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工作人员时，曾与张国焘有过接触。张国焘是北大学生，思想活跃，办事能力很强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。建党初期，他参与组织工作，在党内拥有很高的地位。 两人早年并非没有共同目标。问题在于，张国焘在政治判断上越来越强调个人权威和局部力量。1935年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西部后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，红军下一步向哪里走，成为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。 毛泽东主张北上，认为应当进入陕甘地区，建立新的根据地，并利用日本侵略加深、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扩大抗日力量。张国焘掌握的部队数量较多，主张南下，双方争论十分尖锐。毛泽东后来率部北上，张国焘则一度带领部分部队南下，红军由此出现严重分裂局面。 这不是普通的意见不合。 1936年，张国焘最终被迫同红军主力会合，但他的政治立场并未真正改变。1938年，他离开陕甘宁边区，投向国民党方面。一个曾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人，最后走到了革命队伍的对立面，结局已经不是个人得失可以解释的。 胡适与毛泽东的关系，则更像一段从学术交往走向政治分道的旧识。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，曾接触胡适等学者，旁听讲座，也向他们请教新思潮和学术问题。当时的毛泽东生活清贫，却求知心切。胡适对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有过一定印象，两人之间存在师友式的交往，但谈不上长期并肩奋斗。 后来，胡适坚持自由主义立场，反对以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改造中国。毛泽东则在湖南农村调查、秋收起义和根据地建设中，逐步确认了另一条道路。两人的思想距离，随着政治局势发展而不断扩大。 1959年，胡适在日记中谈到毛泽东诗词时，提出了尖锐批评，认为其中一些作品格律和用韵不合规范。文学评价本可各抒己见，但他又把诗词争论牵扯到毛泽东早年求学能力，言辞显得过于武断。毛泽东对此没有公开展开争辩，双方此后也没有重新回到早年的交往状态。 三个人，三种结局。萧子升是在思想选择上渐行渐远，张国焘是在权力与路线冲突中走向决裂，胡适则是在政治立场上与毛泽东分属两端。人与人可以因共同理想相识，却未必能在重大关口作出同样判断。1962年2月，胡适在台湾去世；张国焘晚年居于加拿大，1979年病逝于多伦多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