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8年冬，美国洛杉矶比弗利山庄，于凤至坐在自家宅院里，接待几位来自故乡的客人。照片中的她已满头白发，身形消瘦，坐在轮椅上，脸上却露出少见的精神。那一年，她91岁。 来访者中，有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，也有东北军旧部后人的陪同。对普通人而言，这只是一场久别重逢；对病中的于凤至来说，却像是多年封闭的人生，突然被故乡的消息推开了一道门。 她刚做过乳腺癌手术，身体承受着明显的痛苦。疾病让她的体重迅速下降，手术留下的伤口也时时提醒着她，人生已经进入晚年。然而她最关心的，始终不是自己的病情。 是张学良。 自西安事变后，张学良长期失去人身自由。于凤至远在海外，却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丈夫的处境。她经营事业、购置房产，也为一家人的生活奔波，其中一个重要念头，就是等张学良恢复自由。 这件事，她等了半个多世纪。 有意思的是，于凤至在美国准备的房子，并不只是为了自己居住。她特意按照张学良熟悉的中式习惯布置房间，还为赵一荻留下位置。她相信，只要丈夫能够出来，这个家就有重新团聚的可能。 这种等待并非一句空话。于凤至曾多次设法打听相关消息，也持续关注外界为张学良争取自由所作的努力。她很清楚，自己无法直接改变局势，却仍愿意把能做的事情一件件做下去。 郭维城到访时，带来的正是让她盼望已久的消息。旅美东北大学校友等人士，曾在华盛顿举行纪念西安事变52周年的研讨活动，并呼吁给予张学良更充分的自由。台湾方面，也有人筹划为张学良90岁祝寿。 郭维城告诉她：“外界都在关心张将军的处境。” 于凤至听完，眼神明显亮了起来。她追问的内容并不复杂，只想知道张学良是否真的快要走出长期的幽禁生活。病房里没有激烈的言辞，只有老人反复确认细节的声音。 她不是没有怨过。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张学良被蒋介石带离西安，随后长期受到限制。于凤至得知消息后，曾从英国赶回，设法陪伴丈夫。张学良几经转移，从南京到奉化、黄山等地，生活环境不断变化，她也曾在艰难条件下陪在身边。 但到了1940年，于凤至被诊断出乳腺癌，继续留在身边已经不利于治疗。张学良写信请求，希望她能够前往美国医治。宋美龄与于凤至关系较好，也曾在其中提供帮助。 于凤至离开后，赵一荻才逐渐承担起照料张学良生活的责任。这并不意味着于凤至放弃了婚姻或丈夫，恰恰相反，她是担心自己远赴美国之后，无人照顾身陷困境的张学良。 赴美之后，她先后接受治疗，随后又承担起养育子女和维持家庭的责任。没有稳定的现成生活，她只能重新寻找出路。靠着朋友介绍和自身经营，于凤至逐步建立起事业，并在洛杉矶购置房产。 她把这些安排看作将来团聚的准备。 遗憾的是，等来的消息并没有立刻带来团圆。张学良恢复自由前后，张闾瑛曾在台湾与父亲见面。父女相隔多年，初次相见时，张学良一度不敢相信眼前的人就是女儿。 他反复端详着张闾瑛，问起于凤至的近况。女儿告诉他，母亲住在洛杉矶，还特意准备了一张房子的合影，希望父亲有一天能去看看。 张学良接过照片，沉默了很久，随后托女儿转达：“祝她幸福。” 这句话后来被认为是一种告别。那封信并不是重新约定相守的家书，而是关于婚姻关系的处理文件。多年等待，最终没有换来夫妻晚年的相见，于凤至只能接受现实。 1990年，于凤至在美国去世。张学良同年获得更大程度的人身自由，却已经错过了与她见面的机会。那两栋为团聚准备的房子，终究没有等到原本设想的主人。 特别